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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的跨学科研究,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2010年4月12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六场主题讲座。

2010年5月13日晚,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第八期迎来了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张英进教授。张英进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电影研究,主要的学术著作有:《多元中国》、《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的建构》、《多中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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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讲坛由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主持。首先,顾教授欢迎张英进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学术名家讲坛”演讲,接着他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张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两位评论嘉宾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陈犀禾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教授。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勇进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陈玉刚副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林曦、孙国东、邓正来和新闻学院讲师沈国麟博士等参加了本次讲座。

主讲嘉宾张英进教授发表了题为“华语电影的跨学科研究:民族、跨国与比较的模式”的演讲。

讲坛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博士主持。他对张勇进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张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张教授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学术论著有: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China’s Emerging GlobalBusiness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等。接着,主持人又为大家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和陈玉刚副教授。

首先,张英进教授对民族电影进行了分析,他主张将民族电影改为“电影的民族性”(the
national of a
cinema),这样的改变免除了原先概念的单一性、稳定性,使其更为灵活多样。他认为,电影研究领域发生了一系列范式转变:从单一(国家共同意识的神话)到多样(同一民族国家中出现不同电影);从自我认同(区别于好莱坞电影)到自我异化(民族内部的异同);从文本(导演研究)到互文(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研究相联系);从精英(个体作者)到流行(大众观赏),从生产(以制片为厂中心)到融资、发行、放映相结合(以过程为主导)等等。

张勇进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与世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演讲。首先,他从裴敏欣在《外交政策》中的《中国崛起的背后》一文讲起,指出在世界上现有的许多宣传式的讨论背后隐藏着或明或暗的种种建议,值得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力量上的增强,更会使得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追问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性质就成了当务之急。

其次,张英进教授对华语电影进行了界定和反思,指出华语电影研究最近表现出的三种显著变化:(1)从对重要导演和电影运动的传统式研究,转向先前被中国电影史所忽视或排斥的非主流电影实践;(2)对电影作者的主题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转向广义上的“工业研究”,包括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和消费等各个领域;(3)从对民族电影自身的狭隘关注,转向从本土、国家到区域乃至全球的跨国电影的重构。

其次,张教授讲述了英国使者马格尔尼1793年访华到鸦片战争这段历史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些由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叙述的接连不断的故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被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虽然其间充满了矛盾和悖论。

再次,张英进教授强调了重塑跨国研究的重要性。张教授引用威廉斯区分的三种当代商业叙事电影的类型,对应出华语电影的三种制作,进而追问跨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场域(site)为主的研究逻辑要求电影研究必须作为跨国研究来重新定义,不仅是简单地将全球各种生产、发行、放映和消费来进行链接(这方面在国际关系和劳动力分配方面的研究项目已颇有成就),也应该询问它自身在电影历史和理论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时的立场。总之,正是由于电影在阐述权力关系以及全球人类经验的不均等性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门跨国研究。

再次,张教授以很多例证表明:在马戈尔尼访华之前,中国并未清晰地呈现在欧洲面前,而只是遥远地投射出某种“软实力”。相较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显然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定义和改变世界。

复次,张英进教授就“从跨国研究到比较研究”“跨学科性:观众和盗版”“跨媒体性:改编与美学”三个方面谈了个人最近的想法,特别指出在政治经济领域,比较电影研究审核跨国、国家、民营资本间的流通,以及国家在某一时间内可能采取的对外(如好莱坞)的抵抗或顺从的策略;在传播和表达方面,比较电影研究分析不同媒体和技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在发行、放映和接受方面,比较电影研究探讨电影成交和消费的方法;在美学领域,比较电影研究揭示叙事、场景与音像的结构和功能。比较电影研究之所以优越于跨国性,在于它更能受益于首先在其他学科(如产业研究、媒体研究、文化研究、视觉人类学、城市社会学、比较诗学等)发展起来的范式和方法。。

复次,张教授试图回答前述宏大历史叙事会如何帮助我们读懂全新中国。他强调:其一,必须弄清楚所谓“回到未来”或“走向过去”种种口号的确切含义,亦即想象出未来世界的真实模样;其二,必须弄清楚中国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才使得自己称之为大国;其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未来主题将可能是中国如何影响并参与塑造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

最后,张英进教授总结指出:电影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而这个学科特性历史上不但没有削弱电影研究的繁荣,反而推动了电影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互动,使其成为大学体制和人文学界中发展迅速的学科。因其跨学科的特性,我们在强调电影的艺术特征时,不应抛弃文学、历史、戏剧、美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应该重视电影研究中长期受到忽视的课题,如表演、音乐、明星、观众等,这样才能从新的角度挖掘电影跨学科的综合艺术特性,整合电影与艺术、传播、媒体的政治经济体系,更快地发展跨学科的电影研究。

最后,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张教授说自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认为我们正亲历的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之历史和未来转型的过渡期。

评论嘉宾陈犀禾教授指出,张英进教授的电影研究影响很大,使得该学科在美国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他主要补充了电影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和前景:第一,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影响巨大,其所具有的跨国性已经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第二,电影研究的跨学科性质表现在学科本身的发展历史上,以及近几十年来人文社科等多学科跨学科的互动倾向。第三,电影研究从美学领域跃迁到工商业领域,以及文化视角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特别需要学者们就电影研究中涉及的中西方文化的权利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第一,张教授以大历史观为背景,用四个思想实验的方式回顾了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间和世界的关系并预测了未来二百年中可能发生的变化。然而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指出的,我们不可能大尺度地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目前唯一能坐的只是在小尺度上的变革。顾教授进一步追问:就一般情况而言,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有哪几种可能性?第二,例如少数民族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环境问题、体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这些是否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可持续的崛起”。第三,顾教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主张上的异同?

评论嘉宾吕新雨教授指出,张英进教授今天的演讲从华语电影的界定谈到电影的跨学科性以及比较电影研究,其中的信息量很大,论述清晰明了。吕教授主要提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电影研究中,民族这个概念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民族”的电影时代?电影和国家软实力的构建有什么关系?“跨民族”问题只有在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中才存在,而事实上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是特殊的,并不是与西方理论恰好对应的。第二,在文本研究中能否摆脱掉民族主义的负担,抑或是揭露出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各种方式表现,甚或重新发现以非民族主义所表现的种种新面貌?第三,消费主义市场的成功恰恰是依赖于对本土意识形态的迎合,海外资本对红色经典的青睐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认清意识形态和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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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进教授对上述评论做了简短的回应。他指出,民族性(the
national)不一定要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这是需要创作者和评论者在尺度上耐心把握的。一个民族电影所表现的民族性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在此跨学科的框架下,我们便于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此外,跨国资本对新的民族性的塑造也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评论嘉宾陈玉刚副教授也发表了他的评论意见。他指出:第一,张教授的演讲对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关怀,不乏洞见。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发展,是否有可能超越现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态,进而为世界展现出新的发展可能性?第二,从学界对中国与世界过去两百年的关系的叙述来看,无论是从世界日益将中国纳入其运行方式这一角度,还是从受害意识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被动纳入世界体系等角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是否可以回到建构主义所讲的一种互相构建的关系角度,或者说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的关系角度。虽然这可能会使得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更为复杂。第三,张教授是从外交的角度、文明碰撞的角度来阐述问题的,但事实上,西方用外交的方法来处理其与外部的关系的时候,常常是有选择性的,也即是说他们只会对本体系内的成员运用外交。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会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外交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还保留了很多帝国的成分。第四,正如基辛格数年前指出的,冷战之后,几个大国均没有在多个文明已然进入同一世界体系中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这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更大的难题。

听众们反响热烈,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少数民族的本土语言译制片是否算是民族电影?民族主义在电影研究中的危害是什么?城市在电影研究中扮演角色的改变是否反映出某种新的动向?如何看待“城市漫游者”这一提法?当今社会主流电影和非主流电影界定的标准有没有变化,理由是什么?等等。张英进教授一一回答了上述提问,指出今天演讲的重点是给出一种电影研究方法,即不把民族主义作为已然建构完成的思想体系,而是退入民族性,成为大家都能够进入商讨建构乃至争论的过程,保持某种未完成的敞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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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顾肃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再次对到场的同学和老师表示了感谢。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本期讲坛。

针对两位评论嘉宾的意见,张勇进教授做出了回应。他指出:(1)如果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崛起和衰落是连续不断的,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直线发展模式。(2)中国模式是否是一种新的模式,权威政府引领的发展模式能否在其他发展国家通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3)学术研究中要重视其他国家的各自不同看待中国的观点与方式,既可以从中国看世界,也可以从世界看中国,不能以偏概全、抱残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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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讨论环节,在场听众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在哪里?中国和世界这一提法是否加深了东西方的对立?中国融入世界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中国从哪些地方真正影响了世界?如何看待循环史观?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否完成了?等等。对这些问题,张勇进教授一一认真地做出了回答,指出从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来看,中国已经极好地融入了世界,尚需要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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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纳日碧力戈教授对这次讲座做了小结,他指出:其一,中国在影响世界的时候也在自我影响,其本身也有复杂的结构,遇到了各种复杂问题,亟待我们解决。就语言学来说,即使像“中国”这个简单的词在不同的语言当中就有许多说法,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来说,怎么构建一个多元共和、美美与共的共同体,这就需要学者们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其二,发展不是直线式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道路本身更可能是曲折不平的,问题往往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地产生,这恐怕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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