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转型,高等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mgm美高梅:

  转型的背景与使命   
  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转型”问题。首先,我想结合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实践等国际国内背景,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
  
  就全球化的国际背景而言,我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出场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社会结构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大约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进入世界的,但是进入世界绝不等于进入世界结构中去,因为“世界”和“世界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讲,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等世界组织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去的。为此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对世界游戏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发言,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这些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是结构性的,是在世界结构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并不按照表面上的“主权平等”原则来运作,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的“理想图景”有所认识。因为,如果你没有关于自己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绝不可能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除了对别人提供的规则说YES或NO外,你不会说其他东西。
  
  我们必须明确:有发言资格绝不等于有发言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也意味着,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第二个出场的背景是思想背景。这个思想背景同样可以放到1840年以后的时间坐标上来观照。
  
  我们知道,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甚至包括在座的诸位)都开始思想。我们的先哲们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外部“刺激”下思想一切,但唯独没有思想“思想的根据”。我们要么帮着我们的先哲和西方的学者们打仗,要么帮着西方的学者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自己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当下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事实上,“我们”只是先哲们和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可能丧失对中国未来的想象力,让西方的过去和现在成了我们的未来的参照系。
  
  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上述处境从事实上给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对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等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在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视线再拉回国内。事实上,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的这三十年成功的改革实践。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短短的三十年内,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和前苏联既有的发展模式,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我认为,不仅必然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事实上也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无法解释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给出自己的洞见。但显而易见的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对以上所述的历史性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还远远不够。
  
  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存在着“三大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西方化”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进程。
  
  这三个阶段的共同点在于,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但是,在这种评判标准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学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
  
  具体一点来说,这种西方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毫无批判地将向西方舶取经验、引进理论的做法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由于以上这种实践的展开,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相关的研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尽管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严重缺乏,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必须下足“引进”、“复制”和“与国际接轨”的功夫,但是“西方化倾向”显然只会让我们在丢失了自己之余,绝无完成上述使命的可能。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我们一直把生存权放在重要位置。但至少在目前看来,支撑这种生存权的,仍是一种“一代人的正义观”。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我们还常常是以我们这一代人能否生存下来作为生活正当性的基本判准。但另一方面,在如今受到愈来愈多关注的环保领域,我们有没有想过,支撑这种环保现象的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多代人的正义观”。根据这种正义观,我们这代人生活的正当与否,不能仅根据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来衡量,也就是不能仅根据我们对现时生活的认识来评判,而应当由对我们后面的一代人或者多代人的生活质量的展望和憧憬来进行评判。也就是说,在如今诸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代人的正义观”与“多代人的正义观”这两种正义观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更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就这种正义观作出政治哲学上的决断和抉择。这种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的严重忽视,我们可以统称为“中国缺位的西方化倾向”。
     唯学科化与知识地方主义   
  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第二大困境,是“唯学科化的困境”。   
  什么是“唯学科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国内所有大学的建制,都是根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方式来设置的,每个学科之间相互没有关系。但是,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刚开始设立院系建制的时候,很多学科和研究内容的“边界”是分不清的。当然,学科化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特殊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承方式紧密相关。
  
  中国的知识分子既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者,我们在传承知识的同时也研究问题。但是,我们却没有认识到,知识传承和对知识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一样的,传承性的知识和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同的。的确,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也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在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时,在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生都在埋怨:我们在学校里从课本上背下来的东西考试可以得高分,但是到了外面却用不上?对于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和改造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事实上,包括我们这样一批致力于知识传播的人,当我们用自己学科化的知识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也会发现,整体性的中国被学科化的方式给肢解了。如果我们把中国比作一头大象,那么,经济学就好比只解释了这头大象的大腿,法学解释的是它的肚子,哲学解释的是它的脑袋。如此一来,每个人解释的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一个整体的中国不存在了。这是非常要命的现象。
  
  我想以中国非常突出的农民工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有将近一亿八千万农民工在都市里谋生活。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市里的服务行业主要就是靠他们。对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每年都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批人在年关的时候全数得到他们的血汗钱,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过一个好年。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很忙,我们的学者也很忙。比如,我们法学界就有学者写文章,研究讨论如何兑现农民工的权利。政治学界会关注“如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都在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权利一定要兑现。我也从来不反对认真地、努力地、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权利,但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我们所应关注的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
  
  根本不是。我们至少要问一下,这一亿八千万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如果说,这大概是一批年龄从十三四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农民,这又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意味着,他们是中国农村的主力。什么叫中国农村的主力?严格地讲,他们其实就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不是在中国的都市里,也不是在高等学府里,而是在乡村。那么,既然他们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一旦他们都被抽空了,被抽离到中国的都市里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背后更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能就此被抽空了。而在此背后更深远的,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当我们循着以上脉络不断问深一步,我们再想想,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农民工权利的问题吗?
  
  而如今的现状往往是,我们法学界写了些呼吁保障农民工权利的文章,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的社会学也是,调查一下,什么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解决,问题也完成了。但再进一步的、这背后的文化问题、传承问题、中国整个发展战略的问题,很难再有人进行深入的探索、求解。而最主要的,倒不是我们的学者不关心这些问题,而是我们的知识生产结构决定了,他们根本看不到、甚至意识不到类似问题的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唯学科化”导致的结果。西方也有学科化,但问题是,人家背后有一套东西,他们知道,知识生产和传承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三大困境,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
  
  吉登斯、贝克等社会理论家提出的“风险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从事实上打破了科学主义的因果律,使得“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意味着,社会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社会事件纳入到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
  
  比如说,在这几年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必须马上投入运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相关的政府部门都必须立即启动科学、完备的应急预案?那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在那些危机突发的时刻,谁都不知道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如果在这时候,没有一个权威、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各种不实或者尚未核实的消息就会烽烟四起,这就是所谓“社会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在起作用。这也正是吉登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试图揭示给世人的一种逻辑。对于诸如此类具有全球借鉴意义的理论成果,我们应当批判性地拿来、学习、再探索。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我们很多研究只关注中国,甚至仅仅是某个省、某个地区的问题。这种非常缺乏全球化视野的现状亟待改善。
     转型何以可能   
  在“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至少要完成三个主要任务:一要突破“西方化倾向”,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性;二要突破“唯学科化倾向”,确立交叉学科甚或“无学科”的研究方法;三要打破狭隘的知识地方主义,走向知识的全球化。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对中国、尤其是当下中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唯学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研究中国,而一定要重新去发现中国。
  
  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这里所讲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
  
  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转型”或者“知识上的解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上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走向世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全球化同样给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带来机遇”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我想,这一战略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有可能逐步走出“引进”、“复制”和“与世界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入“走向世界”的新时期。在我看来,“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的自然延续,而是从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立足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此为据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交流和影响的目的。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我个人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不仅因为,“西方化”的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还因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是以中国的文化为支撑的,因而也就注定要涉及到社会科学的“地方性”问题。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用一种超越狭隘的“地方性”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回答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就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两方面的成果走向世界。一是基于中国立场拿出我们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二是让牢牢扎根于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

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一题域下,所谓的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等,其本身绝不只是一种个人性的反思活动,也绝不是一件经过某种即时性的“宣称”便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事情;与之相反,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建立,不仅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以集体性的方式对此一问题保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思考,而且更需要一种建立在集体反思基础之上的集体性行动。这种集体性行动,即是所谓的在学术史意义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知识转型”。讲演者小传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兼职教授。主要学术著作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主要译著有:《法律史解释》,《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哈耶克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政治学说史》(上卷)等。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诸位同道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National
I nsti 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 n Soci al Sci
ences)已于近日正式成立。作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我受聘担任该院院长。我经常面对的一个根本性的疑问是:我们中国或复旦大学有必要建立高研院吗?实际上,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乃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所谓的“高等研究”吗?在此,我拟对此一问题做出初步回答。一、高研院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高等研究”(advanced
study)至少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它是指一种学术建制,亦即一种有别于大学的、纯粹的学术研究建制。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高研院当属成立于1930年的普林斯
顿 高 研 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尽管普林斯顿高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但是它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至1979年社会科学部成立时,普林斯顿高研院形成了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学(含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齐头并进、涵盖几乎所有知识形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尽管普林斯顿高研院的研究领域与大学完全一样,但其学术建制却完全不同,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这种“纯粹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它不承担教学和学位授予的职能,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一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官方宗旨所说的那样,它致力于“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thedisi
nterested pursui t of knowl
edge)。由于经费来源充足,这种高等研究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和项目资助方之意志的制约,从而保有学术的纯洁性和自主性。在我看来,这一点对高等研究而言尤为重要。其次,这种学术研究建制予以推进的乃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所不能充分保证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高等研究一开始就是以弥补现代大学建制的不足而登上历史前台的。还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例,其最初致力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非学科为分界)的基础性、前沿性的高端研究,后来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直到现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定位中还明确指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存在是为了鼓励和支持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基础研究——亦即那种在改变我们理解世界之方式的知识中做出推进的原创性(常常是纯理论的)思想。”除了在各个学部倡导以问题为导向(而以非学科为分界)的高端研究外,它还专门设置了交叉学科研究项目(The
Program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正是因为其致力于纯学术、纯理论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普林斯顿高研院诞生70余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共有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自该院;在全部48名数学领域最高奖“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与该院有关。二、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标准不过,我们设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复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运作模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一如我们不能完全“复制”西方的各种理论模式一样,我们也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学术建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立,既体现了我们一贯力创并实践的“以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的学术理念,也是我们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真正的“知识转型”的一种努力。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在学界同仁的支持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探索,并着力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我除了出版了《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和《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论著外,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等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刊物,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大讨论与学术规范化运动。所有这些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努力,都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性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是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依托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在当下世界的结构中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之“文化霸权”的问题。晚近以来,在全球化和我所谓的“世界结构”的观照下,我以中国法学为具体个案,秉承“知识-法学”的分析路径,集中批判了支配中国法学的那种封闭的全球化观和实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现代化范式”。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们得以洞见到:全球化乃是一个话语争斗的过程,是可以服务于中国文化与政治需求的开放性的进程;而中国法学、甚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却陷于封闭的全球化观和“现代化范式”而不自知,进而在主动放弃了中国法学、甚或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与政治担当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因此,我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结构”的支配下,中国社会科学要谋求自主性,必须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而其前提便是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对中国进行“问题化”、“现实化”的“集体性反思”,而对于这种反思及其在“世界结构”中的意义,我称之为从“主权性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显而易见,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一题域下,所谓的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建构“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等,其本身绝不只是一种个人性的反思活动,也绝不是一件经过某种即时性的“宣称”便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事情;与之相反,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建立,不仅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以集体性的方式对此一问题保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和自觉的思考,而且更需要一种建立在集体反思基础之上的集体性行动。这种集体性行动,即是所谓的在学术史意义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知识转型”。三、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所谓的“知识转型”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历时性的视角看,这种“知识转型”首先是指: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在我看来,晚近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等。当然这个阶段一直在延续,未来还将延续。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较为突出。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与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不仅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而且也初步恢复、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并开始“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在学术规范等方面开始同国际“接轨”。但必须看到:晚近30年以“引进”、“复制”和“接轨”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在于以西方社会科学的判准作为我们的判准,而在这种判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完全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很难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模式、传统模式的束缚,但中国社会科学却仍然受前苏联和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但是,帮着打仗的“我们”其实是不存在的;由于欠缺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当下中国的理论关切,“我们”事实上只是相对于西方论者们的“复印机”或“留声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在我看来,“走向世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绝不仅仅是此前三个阶段的自然延续,而在根本上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在此一阶段必须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并以这样的判准展开对中国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的深度研究,进而用西方社会科学界所能够理解的话语形式同它们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最终达到影响它们的目的。因此,从其内在价值蕴含来看,以“走向世界”为其主要内容的这种“知识转型”的核心意义就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在我看来,这种“知识转型”至少要求中国社会科学要实现以下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一,要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具有后发发展经验并处于“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非反思性的盲目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的、自主性的思想者,从不关心中国文化身份、政治认同的思想者,转变为直面中国文化与政治需求、直面中国经验、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的思想者。在此,我想特别强调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而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除了这种“中国经验”外,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等结构性难题,以及中国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等,都需要我们基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中国立场等做出理论上的深刻阐释。然而,无论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阐释,还是对“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等结构性难题的理论分析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做得都是远远不够的。第二,要从那种“唯学科化倾向”所导致的“肢解化的中国”中解脱出来,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
“无学科性”(non-di
sciplinary)研究去解释处于变革之中的整体性中国。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30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这种“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见不争的:首先,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面向或局部。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因此,为了使中国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我们所要做的一项根本性的努力乃是:必须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研究,取代以学科为分界的、唯学科化的研究。四、催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只有实现上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在根本上实现所谓的“知识转型”,从而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开展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并基于中国立场去型构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进程和方向,进而使中国社会科学真正“走向世界”。“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一激发马相伯先生创办复旦公学的教育理念,事实上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初衷。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唯有建立新型的学术建制,形成“根据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判准,我们才能在根本上超越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复旦高研院的创立,正是我们以新型建制引导并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上述集体性“知识转型”的一种尝试。高研院将秉承“高等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等国外相关机构的学术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中国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开展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基础性、前沿性的纯学术研究,进而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成果和人才的产生提供一个新型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学术工作坊、“学术成员俱乐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化的“社会科学讲习班”与国际化的学术刊物等各种新型学术建制和平台,引导中国学人、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研究,并用交叉学科或“无学科”的研究阐释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经验以及隐含于其间的中国生存性智慧,进而培养一大批致力于理论研究、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关怀的杰出学术人才,并力争为强化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品格、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水平做出我们的贡献。■点评
期待与忧虑童世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大学内部成立高等研究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新进展。继华东师大成立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之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于近日正式挂牌。邓正来教授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演,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所存在的问题,描绘了高研院追求的目标。要了解当今中国大学的高研院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个讲演是一个重要文本。总体上说,我像邓正来一样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现状有不少忧虑,也像他一样对高研院(尤其是复旦的这个)的未来有许多期待。但忧虑和期待的内容与邓正来的都有所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很多,但恐怕并不是单方面的“中国之缺位”,而是本土化和国际化两方面都严重不足。别的不说,复旦高研院的成立本身就说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种重要建制方面还刚刚起步,而邓正来所推崇的“无涉利益的知识探寻”,在西方也只是一家之言。说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有“唯学科化倾向”也未尝不可,但同样严重的恐怕还有“学科化不够”的问题:我国高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院系可以说已经在自己学科领域形成了学界公认甚至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和学术传统了呢?在这种情况下移植进来的高研院建制,估计不难出现一些中国特色,但未必是邓正来所孜孜以求的那种特色。邓正来近年来致力于论述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应有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些论述对于复旦高研院的起步和定位非常重要,但我对邓正来和复旦高研院的期望,远远不止于这些“宏大叙事”。我心目中的社会科学高研院,不仅有高超的“出题”能力,而且有高超的“做题”能力;不仅培养学术人才,而且集聚成熟学者,在所做的工作中逐渐出现一些学界公认的经典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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