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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全球利益格局正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改革,区域经济协调与发展面临新机会,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遭遇挑战……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对中国以及亚洲的影响?
对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而言,又能从这场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什么?
5月11日至12日,“上海论坛2009”在复旦大学举行,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界、学界和商界精英,就“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危机·合作·发展”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全球贸易不平衡: 合作能让亚洲走出危机吗?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也有金融产品监管和创新的问题。面对这样大的一场金融海啸,所承载的实体经济板块的非均衡是非常显著的。这个非均衡首先是,美国经济内部的非均衡。同时,也有同亚洲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
瓦西里·克勒索夫(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全球经济成长的模式是基于市场的全球化,新兴的工业国家都采取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模式看起来一直非常成功,但这场危机重新让人们来审视这种发展的策略:为什么起因于美国金融超常规发展的危机,却一直波及到了世界的边缘———以实体经济为主的新兴工业国家。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我们必须看到亚洲经济和工业化发展面临三个主要矛盾:第一,我们作为世界上高速增长的地区,经济规模已经可与北美和欧洲并肩,但货币金融的发展却非常缓慢;第二,东亚的经济实体已经实现高度的关联,但没有形成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第三,我们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金融合作开展落后,不得不作为美元体系的最大支撑者,将美元储备大量投到华尔街资本市场上去。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今天亚洲拥有全世界2/3的美元外汇市场,这些美元财富随着危机的深化损失巨大。我们的外汇资产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如何发展亚洲自身的金融体系,维持亚洲实体经济的发展?现在需要主动应对这个问题,亚洲能不能跳跃1997年金融危机时被动的模式,产生不光是应对危机、而且把亚洲的资源有效地配置起来的金融合作模式?北美有纽约、欧洲有伦敦作为金融中心,但亚洲到今天为止还缺乏真正能够支持区域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应该放到这样的背景上去思考。金融中心的真正作用,是把“亚洲制造”的财富通过金融再做强。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怎样机会?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美国资本市场出现问题,全球不平衡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缺陷。美元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又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的价值必须稳定。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别货币,美国资本市场的变化会使美元资产发生变化,那么,美元资产持有者就会无辜受害。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怎么走?从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国际货币改革有助于中国摆脱美元陷阱。从中期目标来讲,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长期来说,我们面临一种选择,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组成部分。
小川英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如果我们能创立起一种亚洲范围内的通用货币,也许比单一的货币更容易成为一种国际化的货币。欧洲1951年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然后花50年时间真正形成了公共货币。我想也许只要10年、20年,就能够形成一种东亚的统一货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未来不能求助一个货币,因为一个货币一旦出问题,就很麻烦。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上要有一个竞争的架构,这个货币不行,其他的货币要有机会。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全球货币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可能要扩大,人民币在往外走。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会基金会秘书长):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要跟金融市场的开放、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比如人民币结算试点,比如发行人民币债券,比如允许外国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等。上海真的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跟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结合在一起。
增长模式转变: 创新能否促成转折的到来?
项俊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次金融危机来得很急,急病要治本,要解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只有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结构问题。近两年来,中国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中国解决不好自身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更应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步伐。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两个变化:国际的金融体制变化和全球的贸易体制变化。随着国际金融体制的完善,中国应该有立足全球的大思想,但更要注重本地的发展。为什么中国这么大的储蓄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比其他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要高,这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个结果。中国一定要鼓励更多的国内投资者,降低他们的储蓄率。
袁志刚:中国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提高金融的效率。过去30年的改革,通过竞争和开放,我们做到了不断提高制造业效率,最后做到所有企业慢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也成为了“奥林匹克队”。但金融领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金融领域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都是以国有企业贷款为主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我们的外汇储备,为什么不能转换为自己有效的投资?上海在做大做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我觉得不是非要瞄准国际舞台,国内金融也有很多的事情好做,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发展。你把金融的效率提高了,可以承载更多的能量了,总有一天实体经济的转折点就可以实现。
风险防范与控制: 全球化进程中怎样加强监管?
宋玉华(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次金融危机的进程和深化值得我们反思。从中可以看出,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国债、个人债务、家庭债务,美国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资产为基础的消费模式。这样的转变,是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对中国的启示就是,我们既要坚持金融创新,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让它泛滥,同时加强金融监管。
安德斯·乔纳森(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来说开放度较低,但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比如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会逐渐增加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加大金融市场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这次金融危机,我想对中国的决策者也是一个警告或者是一次机会,让他们对投资组合还有对政策、法规做一些调整。
小手川大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区执行主任):1992年至2002年日本有“失去的十年”之说。为什么这么久经济才从泡沫破裂中复苏?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在泡沫破灭6年之后才推出处置不良资产的“安全网”计划,其前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不良账务”的定义。这个教训在于,当经济危机发生后,应该首先对那些不良贷款进行处置,然后对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政府再出台一些经济刺激的方案,而不是相反。这样才能防止金融机构的问题扩展到实体经济当中。
张宗新(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副教授):大家知道这次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市场导致的。中国从2005年开始,已经陆续推出利率和汇率的衍生产品。在后次贷危机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如何进行选择?可以考虑建立银行的协调机制,这一点美国金融改革蓝图已经提出了全球的方案,我们可以借鉴。还有就是加强金融机构衍生工具创新和运行的透明度监管,强化结算制度以及衍生产品的会计制度,比如说场内、场外的统一交易平台,还要加强交易保证金的制度。
中国经济出现“小阳春”
在“上海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认为,政策措施的效果正逐步显现,国民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形势比预料的要好。主要表现在,GDP环比上升,经济增长出现回升迹象。其中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同比增速虽然比上年第四季度低,但经过季度调整以后的环比GDP增长速度实际上是7.2%,比上年第四季度提高了2个百分点。人行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景气预期指数为12.8%,是四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回升。今年一季度累计新增贷款4.58万亿元,同比增长..25万亿元,截至3月末的贷款增长速度是29.8%,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何时见底尚难判断,经济止衰回升的趋向还有待观察。”
苏宁同时强调,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金融业仍然保持健康稳定的运行态势。一是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二是金融机构稳健。三是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四是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苏宁说,央行将坚定不移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为中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作出贡献。中国经济的回暖迹象,得到了与会多位专家的认同。中国社科院余永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小阳春”现象。农行董事长项俊波也认为,中央果断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在关键时刻起到了缓解不利冲击、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强发展信心的作用。

新闻中心讯
6月13-14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当前中国经济调整”政策研讨会在松江举行,与会30余人皆为我校金融、世经等方面学术骨干。与会专家就诸多相关领域形成“复旦学派”共识。  关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袁志刚教授从虚拟和实体的角度提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四大非均衡现象: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不对称、美国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不对称、亚洲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他指出,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结构;中国要吸取日元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教训;要整体推进劳动力、土地、资本市场的改革;我国是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大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特别需要汇率的稳定,汇率政策要从这一国家战略高度重新进行思考。  石磊教授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即:美国有自身的国家利益;美国现在的新能源计划说明他们从虚拟市场又转向实体经济。姜波克教授着重从资源的角度建议中国发展一批高附加值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既不能短期低估也不能长期高估人民币的汇率,这有利于形成一批高附加值产品和人民币国际化后的债务减轻。  对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李维森教授提出首先要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其次要有完整的制度建设,包括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华民教授认为汇率是政策性的,而不是由市场决定。人民币应紧紧拖住美元,善于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是要先立足于国内金融中心,为贸易、航运等实体部门服务。与会的一批青年教师从诸多角度对后危机下的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步骤和重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显示了经院青年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经院表示,将成立“金融与宏观经济小组”,定期向社会公布人民币有效汇率、金融中心指标体系等研究成果,不断提升“复旦学派”在政府公共政策方面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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