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铸辉煌,迎接新世纪的辉煌

生物系教授潘乃燧赴美进修时遇到了陈章良,便多次致信北大举荐陈章良,并力劝他回国后到北大工作。数学系的文兰在跟随著名数学家廖山涛从事“微分动力系统”研究时,取得了很大突破,廖先生认为超过了自己,主动退下来。闵维方从国外到北大高教研究所后,当时的所长汪永铨有意识地带他参加国内各种会议,推荐他在一些学术机构任职,增加其声望,最后又主动让贤。同样,在人口所,张诚元教授也将所长之职交付后进……

北大文科领域也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东方学系季羡林教授的《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被认为是一部“我国前所未有的开创性著作”。中文系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部断代诗歌总集。考古系的山西晋侯墓考古发现使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费孝通教授的《小城镇四记》等论著,吴树青教授等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厉以宁教授的股份制理论研究,萧蔚云教授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问题的研究等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93年,日本。师从现代光电化学创始人藤岛昭的中国学生刘忠范,将光学存贮技术提高到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并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日本国立分子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年6月,31岁的刘忠范却中断了与该所的5年合同,带着价值25万美元的实验设备,来到北大。

中国一位教育家说过:大学之大,非大厦之大,而是大师之大。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中,中国所处的位置并不十分有利,但北大这些年来还是吸引了一大批人才,仅1997年,北大就从海外招聘到99名博士。目前北大已有650名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其中近600人是中青年。闵维方教授告诉记者,北大能够吸引、留住一批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大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更为他们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

1991年10月28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个隆重的授奖仪式正在进行。当有“青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贾鲁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证书颁发到中国学者陈章良手中时,在场的一位外国学者竟脱口而出:“中国人居然得到这个奖,见鬼了。”年轻的陈章良不动声色地答道:“为什么不能呢?”

在北大历史上诸多“第一”中,由王选教授等研制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使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告别了铅与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也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出版系统开发和供应基地。王选教授说,北大把坚持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顶天立地”创办高科技产业,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已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高科技产业格局。改革开放后,北大不仅产生了方正集团,还产生了资源公司、未名公司、青鸟公司、维信公司……这些具有知识经济特点的产业集团不仅成为支持办学的重要财源,更重要的是,在开辟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家素质的企业家和具有企业家头脑的科研人员。

          1983: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

在北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迎宾处,记事牌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无数世界著名学府和知名人士的名字。北大外事处的工作人员说,几乎每天都有外国教育代表团来北大参观,有时一天来好几批。20年来,北大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目前已同40多个国家的136所大学建立了校际联系,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始终率先垂范。

与此同时,一批老学者也实现着对科学的第二种忠诚。

5月4日,将有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北京大学星”。这是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第一次给一颗行星赋予一所大学的名称。我们相信,像这颗小行星在茫茫太空中走向未来,走向永恒一样,北京大学也会在我们民族的昌盛繁荣中永放光芒。(作者:温红彦
毕全忠 陶源明)

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当人们为北大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欢欣鼓舞之时,这项跨世纪人才工程却正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奏响“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1990:未名湖连中南海

在北京大学南校门外,一个书籍造型的建筑体吸引着过往行人的视线,那是北大去年5月4日增添的一处新景观———百年校庆倒计时牌。

住房、经费、种种微观结构上的欠缺,形成环环解不开的链条,使跨世纪人才工程举步维艰

改革开放以来,北大顺应科技革命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科结构的更新改造和教学改革,使北大由原来的文理科综合大学发展为多学科、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型综合大学。目前,北大共有8个学院和22个系,87个学士专业,148个硕士专业,101个博士专业。其中新增的社会急需的专业占到了1/3以上,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大约各占一半,使北大的专业结构更趋合理。

40年来,社会公众、新闻媒体是如何见证北大发展变迁,讲述北大故事的?本网编辑部特开设【回眸40年:《人民日报》看北大】专栏,选取与北大师生校友相关的40篇《人民日报》代表性报道(从1979年到2018年,每年选取一篇),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发展变化的视角。

为了加速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北大近年来采取诸如打破论资排辈,破格晋升高级职称,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人才断层现象得到缓解。从老一代的季羡林、张岱年、程民德等到新中国培养的王选、姜伯驹、厉以宁、袁行霈再到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闵维方、陈章良、赵新生、刘忠范、申丹等教授,北大已初步形成相互衔接的学术梯队。王义遒教授说得好:“师资队伍是学校的根本。从今日北大的年轻教师身上,我们看到北大优良治学传统是长青的。在几代名师的传帮带和他们创造的环境熏陶下,年轻人一定会成长为明天的顶梁柱,各门学科领域的折桂人。”

1994年春,记者采访北大校长吴树青问及“影响北大跨世纪人才培养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吴校长回答:住房、经费。

陈校长认为,要创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和运行效率。他说,目前北大设想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原文标题:迎接新世纪的辉煌——记北京大学跨世纪人才工程(《人民日报》1994年5月9日第1版 要闻)

北大百庆典活动的重点是学术研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和中国著名大学的近100位校长汇集北京,登上“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大学校长论坛”;14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将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邀请到了300余位世界知名的汉学研究专家。这样多的世界大学校长和著名学者的聚会,在我国的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年轻的来鲁华深入生物工程的新兴研究领域“蛋白质结构预测和分子设计”,并获得突破性进展,到32岁的城环系教授扬开忠与其同事,成功地举办首届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会议,使世界区域科学之父、美国科学院院士沃尔德·艾萨德教授大为赞叹;从曾毅所在的北大人口所被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的研究中心”(这在中国是第一家,在其它国也很少),到高教所的闵维方被聘为世界银行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并担任世界银行东欧、南亚地区高教投资顾问,成为担此职责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与上两代知识分子不同,这一代人从一开始就得以置身于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因而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锐意创新的精神,再加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使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得心应手地运用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走向世界,也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北大科研工作结出累累硕果的20年,是北大为国家、为世界创造了大量新知识、新技术的20年。在植物基因工程和基因分子调控研究等方面,陈章良教授的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张青莲院士等合作测定的稀有元素铟、铕、铈等,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确认为原子量数据标准。程民德、石青云院士等研究开发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杨芙清院士主持研制的“青鸟软件开发系统”、地球物理系的中国北方暴雨成因研究及其与国家气象局合作研制的“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等一批成果均获得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对促进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英语系,33岁的申丹教授在文学文体学研究上屡有突破,甚至直接向当今美国文艺理论界权威和国际翻译界权威的观点提出挑战,被国际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称为“具有杰出才能和非凡洞察力”“极为突出的教师、学者和批评家”。

“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李大钊先生在纪念北大25周年校庆时的这段话,至今仍回荡在校园。

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以宏大的气魄广聘名师,奠定了北大近百年学术文化优势的基石。而今,新世纪的脚步已经迫近,北大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关头……

在未名湖边,几位来自西北的77级校友告诉记者:“北大百年辉煌终将成为过去,我们千里迢迢来参加校庆,不单是回来寻找青春的足迹,更多的是关注母校未来的前程。”

北京大学以引进、培养中青年人才为己任,仅近5年来,就从中青年教师中,晋升教授、副教授多达190多人,仅1992、1993年就破格提拔103人,其中教授56人;在新增的107位博士导师中,1950年后出生的有8人。

让我们伴随着北大奋进的脚步,走进这座世纪学府,探究她百年辉煌的真谛,感受她精神的魅力。

陈来至今难忘冯友兰先生辞世时的情景,先生以93高龄于弥留之际奋力对守候身边的弟子说:“中国哲学要大放光彩。”

有这样一面横幅表达了北大师生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1984年,在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举出一面巨大横幅——“小平您好”,道出了知识分子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密朴素的感情,这正是北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真实体现。

在此后的数天采访中,记者向20多个北大有关领导、中青年学者问同一个问题,得到的是同一个回答:住房、经费。

北大历来开风气之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的。创建于1955年7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1960年至1965年,由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参加,通过与中科院的6年合作,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使人类进入了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新阶段;从50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197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成为后来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声;60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难怪人们称北大为“学术殿堂”“文化重镇”“人才宝库”。

应该说,北大此时仍然有支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在3000名教师中,拥有30位中科院院士、340位博士生导师、730位教授,高级职称在北大教师中占60%以上,是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最密集的学术单位之一。但是,在人才优势的背后,却隐含着几个沉重的数字:北大3/4的硕士专业需要在10年内补充新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到1994年底,将有48%的人退出一线,到1998年,即北大建校100年之际,将有80%的教师到了离退休的年龄;现有的博士导师,一半以上在2000年已不能在第一线工作,至少需要补充200名以上新的博士导师。

北京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到教育上。1898年,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的锣鼓声中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新政多被废止,唯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自此,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未雨绸缪,北大开始为新世纪谋。三代知识分子,一个共同的心愿:对科学、祖国、时代的忠诚

——积极、主动、稳定有序地进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校内学科之间紧密联合,发挥11〉2的作用,这是培养具有高度创造能力的人才的基础。同时积极与国内外有关学校联合办学。

在今天的北大有这样三代知识分子:一代是出生于本世纪初的老一辈学者,学贯中西,成就卓著,但已年至耄耋;一代是文革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数十年来苦苦支撑着教学科研之重任,但到世纪末也将进入退休年龄;一代是现在的这批年轻学者。他们的少年时代赶上了动荡岁月的尾声,经受了与文化擦肩而过的痛苦,却也增加了生活历练,锻炼了意志品德,又遇上改革开放的好形势。时代为他们创造了前辈学者无法想象的良好环境,也使跨世纪的重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百年风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历久弥新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94年5月9日第1版 要闻】

20年,北京大学的改革开放历程不凡。改革开放初的拨乱反正、对学科专业结构和学生培养层次的调整,为北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0年代是北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动荡不安,但在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保证了改革发展的连续性。

历史进入了20世纪末,中国也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关键年头。面对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北大这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新的应用学科、技术学科、新兴工程技术和边缘交叉学科;文科方面新增专业超过文科全部专业的1/3,而一些原有的基础学科专业和研究机构随着形势发展产生了新的方向。这一切都对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从蔡元培到今天,北大历来虚心向上,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北大要发扬传统,光有信心和愿望不行,还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做出成绩来。总要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才算是有真正的成就。”哲学系张岱年的话更是语重心长。

据统计,到下世纪初,北大至少还需要再培养150名学术带头人,中国高等院校90%的博士导师亦亟需后继新人,全国各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才断层。方兴未艾的北大跨世纪人才工程已经给予我们启示和希望,如何为培养跨世纪人才开创坦途,挖掘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已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当务之急。“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睿智话语又回响在我们的耳畔。(作者:卢新宁
毕全忠)

北大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自1918年始,以时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代表,北大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8位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中,有6位出自北大;在仅有的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斯诺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

汉白玉的倒计时牌下面,镌刻着一段百字说明文:“北京大学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成立于1989年,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现名。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校址从北京市内沙滩迁至西郊燕园。1998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

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大学,正在补充一批高水平的年轻教师,他们为北大的兴盛,为下世纪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7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北大任兼职讲师期间设计的北大校徽,一直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北大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对青年教师给以充分的信任,将教学科研的重任或校系领导的重责加在青年一代身上,以青春之锐气绘北大之新颜。于是一批年轻的教授被推到台前:陈章良,31岁,生命科学院院长;涂平,33岁,人口所副所长;闵维方,43岁,高教所所长;刘伟,36岁,经济学院副院长;方竞,38岁,力学系副主任;严纯华,32岁,化学系“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5月3日第1版 要闻】

曾经有位教育家说过:“大学,乃大师之学。先有大师,然后有大学。”纵观北大近百年历史,其辉煌鼎盛之时,也正是人才荟萃之际。

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教授说,百年校庆的宗旨是“弘扬传统,繁荣学术,面向未来,促进发展”。他说,我们庆祝建校百年,首先要回顾和总结学校在人才培养和学术建树上的成就,特别是要检阅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方面的成就和经验,确立今后的发展目标,这才是百年校庆对我们最根本的激励!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百年校庆的契机,加快改革步伐,使百年校庆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叶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目标的新起点。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九年前,邓小平关于人才问题的精辟论述,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而今,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一个声势浩大的跨世纪人才工程正在北京大学启动……

当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百年。一百年的苦难与光荣,一百年的探索求真和锐意进取,北京大学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北大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想知道,这所百年学府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科学教育的进步乃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1993年,北大设立了人才开发办公室,接着拨款100万元,设立“北大跨世纪中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基金”。时隔不久,北大方正集团出资100万元为青年教师设立“21世纪人才奖励基金”。1994年3月,正式推出“跨世纪学术骨干培养工程”,开始做更具体深入的工作。

一百年来,北大与中华民族共兴;20年里,北大与改革开放同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以及兼容并包的胸怀,放眼世界的目光和学术自由的环境,赋予北大办学思想的历史性飞跃和师生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

——尽其所能,努力使年轻一代“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1992年学校推出了造就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八大措施:提高工资待遇,给教授以下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适当的津贴;在评授政府特殊津贴中,单独分出名额给青年骨干,对青年学术带头人、重要科研项目主持人给予特殊的学术津贴;设立“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基金”,设立青年出版基金;继续实行青年教师破格晋升高级职务不占本单位名额的办法;在国家基建拨款外,专门筹款(哪怕借贷)盖一栋一居室及两居室的住宅楼,专门分给来校工作的青年学术骨干……

5月4日,是一个太值得纪念的日子。她是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是中国青年的节日,也是春意最浓的季节。这不正昭示了北大虽已走过百年,却依然是年轻的北大,“常为新的”北大吗?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继承光荣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成果丰硕,“双一流”建设成效显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突出,学校发展思路清晰,办学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北大常务副校长闵维方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来,学校抓住机遇、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逐步形成了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1994年北大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北京大学改革发展纲要》,确定了北大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几年来,北大以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为关键,以发展校办产业、增强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形成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稳定有序、民主活泼、集中精力进行改革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在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高教发展贡献了力量。”

          1991:北大千余名学生申请入党

1919年5月4日,北大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为唤起民众觉醒、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力量,被公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化学系的刘忠范在智能材料研究上保持着该学科领域的制高点。赵新生在激光化学、严纯华在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周其凤在液晶高分子取代基效应领域的研究均居国际领先地位。计算机研究所肖建国主持的报纸组版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文大屏幕整页组版系统,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郑民主持研制出新一代多窗口集成组版系统,被誉为“倡导了我国印刷业的一次新革命”。

自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起,西方进步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校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云集北大,民主、科学精神日趋浓厚,北大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然而,近年来,北大相继失去了一批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王力、朱光潜、冯友兰、洪谦、杨周瀚、王瑶、朱德熙、王竹溪、林超、周培源、吴组缃、江泽涵……

有这样一组数据让今日北大感到格外自豪:一百年来,北大共培养各类人才19万,其中约15万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培养的。近20年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是前80年的2.95倍。目前,各类在校生总数达到2.4万人,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

与此同时,在国内,在燕园这块沃土上,北大自己培养出了新中国最年轻的女教授来鲁华,并涌现出一批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学术新锐。

北大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百年来,各路科学巨匠、文化大师汇聚北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

              1992:北大基础科研形成新格局

短短一百字,浓缩一百年;打开北京大学这部“书”,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沧桑的历史画卷。

——不拘一格,不囿于资历辈分。1989年,破例提拔28岁的陈章良为生物系教授,这是新时期最年轻的教授。此事不仅在北大而且在全国高等教育战线引起极大的反响。某刊物称:“不仅使被年龄的封盖压在最低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曙光,而且也给各级人才管理部门提供了思维的新支点。”

关注北大未来的前程,这无疑是北大师生、北大校友以及所有与北大有关联的人们的共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与北大的关系从西南联大时就开始了。前不久他以校友的身份谆谆告诫北大学子:作为北大人,应感到骄傲,更应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北大在以后的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为中国文化事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一个基础。

专题链接:回眸40年:《人民日报》看北大

随着校庆倒计时牌上的日期向1998年5月4日迫近,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北大校友正潮水般涌向他们心中的圣地。深圳的北大校友包租的专列,将沿途各站的北大校友一起接回母校,列车已于5月2日抵京;云南的北大生物系校友献上1万朵郁金香,点缀节日的燕园;远在巴黎的校友,送来一尊巨大的鲁迅铜像……届时,共有4万多名校友返校。

还是在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攻读博士后的中国留学生曾毅,首创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家庭状态生命表”,突破西方学者建立的“核心家庭模型”的局限,赢得了国际人口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命名为“曾毅方法”。许多国际机构邀他任职,但曾毅却回到中国,成为北大人口研究所副所长。

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难以割离,是世所罕见的。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

          1989:华光激光照排系统日臻完善

在北大校园内,有两尊铜像是师生皆知的。俄文楼和南北阁之间的草坪上,李大钊的半身铜像坐落在苍松翠柏中,他坚毅的神情,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凛然正气;位于钟亭西侧的蔡元培半身铜像栩栩如生,那和蔼的表情仿佛正与你交谈。它们被北大人视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象征。

北大数学系,在数学及其应用的很多主流方向上都作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作。年轻学者中,张继平,在“有限群的模表示”这一重要数学理论核心问题之一的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引起国际群论研究界的轰动;王诗成,在低维拓扑学研究中获得国际瞩目成绩,1990年,国际数学大会的综合报告上,特别提到他所做的贡献;文兰,在动力系统研究中引起国际强烈反响;彭立中被誉为国际上“仿交换子领域的领头专家”……

走过一个世纪,北京大学终于站在了百年华诞的门前。

历史系,北大文科三大支柱学科之一。34岁的荣新江教授在被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古史这一领域,到21世纪初北大可望出现十多位国际一流学者。世界史方面,高毅、朱孝远等九位青年学者,打破旧世界通史过于偏重于政治斗争史的局限,正进行改写《世界通史》的尝试,人称“历史系的青年近卫军”。哲学系教授陈来关于朱子学说的独到研究被称为“划时代之作”“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他应邀前往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用英语讲授宋明理学,反响热烈……

——结合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扬北京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大力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加强应用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增强争取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出重大成果的实力。科学研究既是学校为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校师生学术水平和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

北大开始了培育扶植跨世纪人才的行动。

今日北大已进入一个全面建设、整体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展望未来,北大必将再造新的百年辉煌。北大人说,他们更愿意把1998年5月4日作为起点,而不仅是百年的终点。

在北京大学群星灿烂的学者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群落,他们上承长者之精深博大,下开青年俊才之锐气清新,以少壮之身立煌煌成就,使我国许多学科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继往开来,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

对于北大这样一所大学来说,没有一流的学术人才,就可能丧失学术界排头兵地位,就无法担当发展国家科技文化的重任。北京大学领导和一批老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培育薪火相传的接力者,更须扶植后来居上的新生力量。

从北京大学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不难辨别出这样一个高亢的主旋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说:“北大过去的一百年是光荣的,也是辉煌的,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当然,北大也有过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等等斗争,但是,在大江东去的北大历史进程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旋律却贯穿始终。这八个字集中地概括了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它是北大一百年长盛不衰的源泉所在。我们搞百年校庆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笔宝贵财富留下来,传下去。”

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从英国的爱丁堡、美国的哈佛、日本的东京、德国的哥廷根,从世界各地,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引人注目的中国青年学者相继回国,汇集在同一个地方:北京大学。

责编:山石

          1986:加强理论研究 注重现实问题

——以“梳理”课程为切入口,加强基础课的师资力量,强化综合素养的教育。

          1984:“小平您好”——知识分子的心声

本报记者 温红彦 毕全忠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高尚的人格操守以及对科学与祖国的无限深情,构成老一辈学者的精神情操,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燕园一代代学子的灵魂中。

有这样一块石碑铭刻着北大学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奔放激情:石碑正面是四个遒劲的大字——“振兴中华”,背面的碑文是——“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这块石碑坐落在北大图书馆左前方不远的草坪上,是1984年北大全体毕业生留给母校的纪念;

          1987:北大学生寒假参加社会实践收获多

季羡林先生自1946年从海外负笈归来执教北大,至今已52年了。历尽沧桑的季羡老谈起北大百年的光荣传统,感叹地说:“我历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同仁中是最爱国的,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边患太多的缘故。经过对北大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民主与科学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北大自‘五四’运动高举‘德赛’大旗,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图强之路,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1988:北大应用技术研究展示实力

原文标题:百年风雨铸辉煌——写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人民日报》1998年5月3日第1版
要闻)

          1981:“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发扬“五四”精神,从“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一”惨案,从“一二·九”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1980: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大力加强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学手段和方法的更新,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引进与使用创造条件。

——唯才是举,“土”“洋”博士一视同仁,苦心培养选拔校内的学术新秀,重之使之进,扶之使之壮。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大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需要说明的是,40年来,《人民日报》上与北大师生校友相关的报道有数千篇,我们仅从中选取了40篇代表性的报道。何谓代表性的报道?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上时间有限、认知有限,选取的内容难免有一孔之见,难免有失偏颇,希望读者诸君指正。

1987年,美国华盛顿。年仅26岁的中国留学生陈章良发现并证明了调控植物胚胎发育的DNA的存在及其功能,被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的里程碑”。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向他提供可观的研究经费,希望他能留在美国,但这年的8月,陈章良却出现在燕园,不久,北大建成中国第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93年,又筹建了“中国生物城”。

          1993: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

此时,北大跨世纪人才的成长已不再只是世纪之交人才断层的弥补,而已成为中国科学文化越过20世纪旷野,重新汇入世界科技文化发展主潮的标志,东西方文化因为他们的努力在两个世纪的交接中撞击出耀眼的光芒。

责编:白杨

          1985:著名高等学府呈现学术繁荣局面  

——继承兼容并包的传统,打破门户之见,提倡“五湖四海”。近5年来,破格晋升为教授、副教授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半数以上来自外校。正是由于广纳英才,方使北大不仅加强了一些原有学科的实力,而且增添了新方向,形成了新优势。学术之水生生不已。

          1982: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相关链接:1979: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照片剪辑

北大现有近7000名教职工,办公用房拥挤,对于许多教师而言,住房不仅是生存条件,也是工作条件。但高校住房紧张已是众所周知,北大住房困难更甚。近半年来,北大人才办又收到一批学有所长的年轻学者希望到北大工作的申请,然而仅仅因为住房,学校无法接受他们。近3年北大已盖了几百套住宅,但仍难缓解教师的住房困难。住房问题已被北大校方称为“解不开的链条”,对此,每年只有6000万经费的北大确实无能为力,而更多刚露头角的年轻教师亟需起动经费。捉襟见肘的现状使北大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实施遇到很大障碍,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在于种种体制的变革,在于人们的观念的转变。

1917年,苦难的中国尚在现代与传统的边缘徘徊。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首先致力于整饬教师阵容,他广聘当时知名学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马寅初、杨昌济、刘师培、辜鸿铭、章士钊、沈尹默、钱玄同、梁漱溟、鲁迅、李四光等到北大任教,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其阵容之强大,令其时有志于学者景仰思慕,心向往之。30年代以后,北大又陆续延聘汤用彤、丁文江、曾昭抡、朱光潜、季羡林等任教。正因大师云集,方使北大地位日高,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执中国学术文化之牛耳。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人民政府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大又借此增加了一大批全国最知名的学者:清华的陈岱孙、周培源、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杨周瀚、吴组缃、王瑶、李赋宁等;燕京大学的翦伯赞、侯仁之、林庚、褚圣麟、张滂;中山大学的王力;浙江大学的胡济明……尽管到目前为止,教育界对当年院系调整尚有不同看法,但客观地讲,北大教师队伍由此得益匪浅,此后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使这所大学一直跻身世界著名学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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